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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好教育"戒尺"不能光靠教师

用好教育"戒尺"不能光靠教师

  今年中央下发《关于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义务教育质量的意见》,其中提到,要制定实施细则,明确教育惩戒权。关于教育惩戒权的讨论,是近年来的社会热点,甚至出现怪象:管理部门希望将“戒尺”交给老师,老师们却摆摆手、摇摇头,不愿接过“戒尺”。面对学生的出格行为,越来越多的老师出现了“惹不起、躲得起”的心态。
 
  实施教育惩戒制度,是教育的大势所趋。中央的意见为教育惩戒提供了政策依据,指明了方向,教育部以及一些地方正在探索和制定的教育惩戒规则,为教育惩戒打磨着具体操作细节,舆论也对教育惩戒给予了极大关注。在这种教育惩戒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的氛围中,作为教育惩戒制度的最关键执行者,一些教师却呈现出“不愿接过‘戒尺’”的漠然态度,不免发人深思。这种态度传递出一个清晰的信号:建立教育惩戒制度绝非发几个文件、制定几个规则授予教师惩戒权柄那么简单,要用好教育“戒尺”不能光靠教师。
 
  部分教师对教育惩戒权的反应貌似在情理之外,实则在意料之中。近年来,不少家长早已不是多年前盼着或要求教师严管学生的家长,有一颗“玻璃心”又溺爱孩子的家长越来越多,感觉孩子在学校受了一点“委屈”,有的家长就要找到学校和教师讨说法,甚至还要“大闹天宫”。诚然,有些家长的投诉或反映是正当合理沟通或维权,但也有一些家长的“讨说法”或“兴师问罪”,是小题大做、无事生非,是过度维权、错误维权。正是第二种情况给教师们带来了很大的压力,让一些教师对教育惩戒畏首畏尾,有了“多一事不如少一事”的明哲保身心态。
 
  教育惩戒是个大课题,不仅是教师的责任,而且是全社会的责任,要建立并落实好教育惩戒制度,需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,针对教师“不想管、不能管、不敢管”的难点和痛点,精准疏堵清障,为教师提供保障和支持,为教育惩戒落地创造良好的环境。
 
  诚如前苏联教育学家马卡连柯所言,适当的惩戒不仅是教师的权利,更是教师的义务。鉴于教育惩戒既涉及学生权益,也涉及教师权益,教育部以及各地有必要以规章、地方法规或更高层级的法律规范的形式,来明确教育惩戒权,详细规定在哪些具体情形下,教师可以对应实施哪种类型、程度的惩戒,不能实施哪种惩戒,以压缩自由裁量空间,让教师可以很方便、很容易地针对学生的不当或违纪行为对号入座,找准合适的惩戒手段。这样,当一定的情形发生时,对应的惩戒选择就清晰地摆在那里,教师作为教育责任人,实施惩戒就成了一种应然的义务,不实施惩戒则成了一种失职。显然,教育惩戒规则越细,教师实施惩戒的权责一致性就越强,对教师依法依规教育管理学生的促动就越明显。
 
  对于过度维权、错误维权的家长也该有防范、约束措施。首先,应该明确,对于教师合理使用惩戒权造成的后果,无需教师承担责任,学校或教育部门也不得迫于家长压力处分教师。同时,建立教育纠纷调处机制,由学校或教育部门对家长的投诉、反应或“闹事”,按程序和规则进行调查评估,引导家长理性表达诉求,如发现家长诉求不合理,则在全面解释的基础上予以“驳回”,如果家长有威胁、侮辱、伤害教师等行为,依法保护教师的人身财产安全和声誉,支持或代表教师追究家长的法律责任。
 
  小树不修,难以成材。家长尤其需要正视教育惩戒,尊重教师的权利,理解和配合教师的合理管束教育行为,为教师使用“戒尺”当好坚强后盾。家长越开明,教师管理学生就越有信心和责任心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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